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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启示中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8-01-13 21:00:33标签:治国 理政 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建立在科学严谨的方法论基础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党有效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民族若是一片森林,文化就像阳光、雨露和土壤,是民族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赋予我们战略性、系统性的思维方法。

  文化以价值观为精髓,融入社会生活、浸润思想道德,用战略性、系统性眼光来审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彼此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同时也存在着张力和矛盾;如果畸轻畸重或单兵突进,就容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降低治国理政成效,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

  为统筹推进这一总体布局,习近平同志强调:“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意味着新时期的国家治理不再单纯追求某种单一指标的增长,而是综合考虑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谋求诸领域的协同推进。

  事实上,文化自信的历史命运,在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确实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点,在国家治理中,我们要处理好长远奋斗目标与阶段性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既毫不动摇地为长远目标而奋斗,同时又确立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但是,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这种交往从范围来说还是地区性的,从性质和价值趋向来说则受到不同时期地区主要强国的文化特性的明显影响。

  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古代中国出现了如汉唐盛世那样推动东方各国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如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开辟古代丝绸之路的壮举,贯通欧亚大陆、横跨亚非海路,促进了更大范围各国各民族友好贸易、和平交往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对这些阶段性发展目标的集中表达。

  但是,资本的本性及逻辑却把少数国家、民族的繁荣建立在劫掠大多数国家、民族的财富与尊严的基础之上,把世界推入殖民掠夺的血海,开启了世界历史在近代的大变局、大动荡、大分裂,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问题为导向、以发展中的短板为突破口,旨在以局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带动全局的优化,世界不是更加和谐而是更加分裂,民族之间不是更加平等而是更加对抗。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补齐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全世界从此既紧密相连又深刻分裂,一边是西方列强,一边是被侵略被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以补齐短板为重要抓手,以点带面,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在当代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发展。

  他们“霸气”十足,奉行“强权即真理”的强盗逻辑,同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肆意摧毁其文化自信,豢养奴才、培植“奴气”,习近平同志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刻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这种“骨气”,就是毛泽东面对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发出的庄严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习近平同志在论及治国理政时多次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有机融入其中,如在2018年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就谈到“治大国如烹小鲜”,并赋予这一传统治国理政智慧以新的时代内涵”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骨气”反对西方列强的“霸气”,以坚决的革命斗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这不仅反映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而且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的条件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中国革命发生在国际资本主义“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发生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因而中国革命已经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战略定力,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庄严任务,强调这种新文化首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11

来源:自贡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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